熬制的中药是很苦的，散发的苦味让我不得不捏着鼻子。母亲都是闭上眼睛，憋着气，一口气喝下。喝下后她再躺一会儿，我便依偎在她身旁，听他讲述那些我不知道的往事。
母亲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足的家庭，母亲的父亲早逝，家境逐渐贫困了。嫁给我父亲时，父亲在一个离家百余里的工兵团工作，二三个月才能回家一次，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肩上。三年自然灾害中，母亲以死相拼，才使我的哥哥勉强活了下来。我二哥当时八岁，因年龄小不能参加劳动，公家的食堂每天仅配发两个地瓜梗做的菜团子，扎的嗓子咽不下去，都是塞进嘴里后用手掌捂着嘴“压”进肚子里。母亲每天要参加繁重的劳动，把菜团子吃了，省下唯一的一个窝窝头带回家给孩子们吃。
母亲总是晚上不停地纺线织布，织出的布再做成衣服和鞋子，有时熬夜到天亮，眼总是红红的，肿胀着。那时，母亲浑身浮肿的厉害，手指一压，就是一个坑。走路得扶着墙，稍有闪失，便会倒下。母亲说，这可能就是她坐下病根的缘故吧。
我出生时，日子好过多了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，就丰衣足食了。上中学时，两个哥哥都在部队，我家是军属，能得到优待和照顾。哥哥还不时地从部队寄回来一些钱和粮票，我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。日子好了，母亲的身体也逐渐好起来，只是在阴天时腿隐隐疼痛，放学后给母亲捶腿便是经常的事了。那时，母亲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“你命大”。因为在我出生不几天时就病了，医生说没救了，带回了家，几乎没了气息。母亲的泪流成了河，精神快崩溃了。无奈之下让我父亲去找一个有“偏方”的医生。父亲抱起我，放进了一个筐里，冒雪走了几十里，讨得了一个方子，我居然奇迹般的又活了。母亲给了我生命，母亲给了我再生。
母亲没有文化，但心灵手巧，做得了一手好针线活，尤其是绣花那可是远近出了名的了。她经常告戒我的一句话就是“没有苦上苦，哪有甜上甜”。每天天刚亮时，母亲便把我叫醒，叫我披衣坐起。我从不知道她何时起床干了那么多的家务。她看我清醒了，便对我说，读书要勤奋，要用功。不好好地上学，以后没出路。她也给我讲生活的艰难，说到伤心处，往往掉下泪来。
母亲很善良，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她都会尽力帮助。一天，她突然要我骑车带她去县城，因为先前她发现在县城的街上有一个可能是孤儿的孩子，衣不裹肤在寒风暴雪中颤栗，便连夜赶制了一套棉衣。母亲亲手给那孩子穿上棉衣。那孩子“扑通”一声跪地叩头，连声叫“奶奶”。那孩子哭了。我母亲笑了。
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，我的二哥赴云南边境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。参战前二哥回家探亲，参战的事瞒着母亲。二哥在家那几天，都是默默地守着母亲，却无法把战争的残酷和危险告诉她。后来母亲知道了这事，消瘦了许多，总不停地催促着我写信，又不停地盼望着来信，有时半夜坐起来暗自流泪。有一天，母亲突然问我，越南在哪里？我说在咱国的南边，于是母亲经常在傍晚时面向南方，嘴里念叨着什么。我知道，那是母亲在为儿子祈福。
母亲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能去泰山看看。2010年4月，我带母亲实现了这个愿望。母亲站在山顶，尽管极其的疲惫，可她又为自己八十五岁高龄还能伫立泰山山顶而感到莫大的欣慰。我搀扶着母亲极其虔诚地给“泰山奶奶”叩了三个头。母亲眼含泪花，喃喃地说着，保佑我的子孙幸福平安。这就是一个母亲在垂暮之年的母爱的呐喊。我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，能将心掏出来只为我，那就是我的母亲。
我工作后回家看母亲和父亲的时间少了，都是匆匆地去，再匆匆的回。每一次的离别都伴随着母亲的伤痛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都无比愧疚。我最辛酸的一幕就是：回头再给母亲招手时，母亲在流泪。
2009年暑假，母亲说，我的眼睛花的厉害，手也不大听使唤了，我用尽最后的力气给你们锈了几双鞋垫，这是娘今生能给你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吧。我接过鞋垫，泪水滴在鞋垫上。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”这就是我的娘！